论文推荐｜大食物观下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时空耦合特征研究易游娱乐城- YY易游体育官方网站- 体育APP

2026-02-14 0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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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以食为天，中央一号文件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多次强调“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一理念的深入践行离不开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支撑和保障，其落地实践需要以粮食安全为前提，依托全域国土空间承载能力，通过持续挖掘耕地、林地、草地等国土资源生产潜力，来提升全域空间多元食物供给力，实现藏“大食物”于“大国土”，以“大食物安全”保障粮食综合安全。通过对国土空间利用结构调整，可拓展大食物供应新的增长空间，增强食物安全保障能力。因此，立足“大食物观”与国土空间利用的有效衔接，从食物产能视角探索国土空间承载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国土空间承载指的是一定时空范围内，国土空间系统基于资源禀赋、生态基底与技术水平，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支撑能力及其可持续性限度。与传统资源承载概念相比，国土空间承载旨在提升资源支撑能力、承压能力和开发能力，更强调系统性、多维性、协同性与可持续性，本质是国土空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随着“大食物观”的提出，国土空间利用相关研究逐渐从单一的耕地保护转向系统性资源整合，注重山林湖田水草沙等资源的协同开发。已有研究对食物缺口、水产养殖、森林粮库、草原可食植物、海洋食物等方面的多元化食物供给水平进行了评估，证实森林、草原、水域等“粮仓”潜力巨大，蕴含大量“可食用”资源待开发。而传统以耕地为主导的食物产能已接近消费临界，已有研究证实，2000—2022年粮食自给率从93.6%降至82.4%，进口量从1.36×107t增至1.47×108t，油料自给率从81.0%降至25.1%、大豆自给率从60.2%降至16.0%、糖类自给率从92.8%降至75.7%，传统以耕地为主导的食物供给模式已不适应多元食物消费需求。针对这一现状，学者提出从土地利用转型角度、强化用途管制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等角度探讨大食物观的践行。因此，基于国土空间承载的食物产能研究是贯彻践行大食物观理念的关键。

　　基于大食物观视域下的食物安全研究正逐步推进，但现有研究尚未明确如何应用大食物观指导国土空间利用与保护，缺少关于资源可持续利用、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践性指导，使得大食物观理念践行存在挑战。因此，笔者从膳食营养角度，构建国土空间承载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成都市1999—2023年国土空间承载与食物产能的时空演变规律，解构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国土空间承载与食物产能的耦合特征和演化趋势，以期为践行大食物观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食物产能时空演变趋势。成都各县（市、区）1999—2023年食物产能见图1，分别以热量、蛋白质和脂肪3种营养成分表示。总体来看，成都食物产能呈下降态势。膳食营养中热量产能由1999年的7427×1010kJ降至2023年的5899×1010kJ，蛋白质产能由1999年的50万t降至2023年的39万t，脂肪产能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从区域分布来看，成都市食物产能呈现中心城区向外围郊县（市、区）梯度下降的空间格局。主城区食物产能降幅显著，热量产能年均降幅为24.6%～33.7%，蛋白质和脂肪产能也呈现出同样的结构性变化，郊县（市、区）如大邑、邛崃、简阳等地区食物产能保持稳定。分析其原因可能源于城市化和产业转型的差异化影响，快速城市化导致农业用地被建设用地置换，2023年成都建成区面积是1999年的5.23倍。同时，主城区2008年底农业基本退出，根据成办发〔2007〕76号文件规定，成都5城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为禁止养殖区域，主城区全面退出规模养殖业。其他城区（龙泉驿、双流等）得益于产业承接转移和“菜篮子”基地建设，食物产能下降趋势变缓，郊县（市、区）如金堂、简阳等地食物产能保持稳定，则受益于农业规模化（金堂柑橘种植面积10年增长58%）和特色养殖业发展（简阳生猪出栏量占全市的21%）。这种空间分异本质上反映了城市功能重构背景下，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过程。

　　从贡献度来看，五大主城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食物产能断崖式下跌，2023年食物产能贡献低于0.01%，主城区农业功能基本退出，完全转变为食物消费中心。其他城区食物产能贡献率整体呈收缩态势，但区域分化特征显著，新都区、青白江区食物产能贡献保持相对稳定，受益于明确的枢纽优势（青白江成立农产品出口联盟）和天府粮仓精品区建设（新都区），使其有效缓冲城市化对农业生产空间的挤压。温江、双流、郫都等区域食物产能贡献率降幅明显，产能贡献度分别下降了3.5%、4.8%、4.0%；结合成都市国土空间规划，可知这3个区域已逐步转向新兴产业，双流定位为“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郫都“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基地”、温江“医药健康产业高地”，产业发展将挤占农业生产空间。邛崃、蒲江、简阳、金堂等郊县（市、区）区域食物产能贡献逐渐提高，这些地区属于丘陵地区，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其农产品主产区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

　　国土空间承载时空演变趋势。总体来看，成都市国土空间承载较低，位于0.25以下。综合指数呈现“U”形变化趋势，从1999年0.219降至2011年0.196，后回升至2023年0.216。分区域来看，成都市国土空间承载综合指数呈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五大主城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综合指数持续增加，相比于1999年其国土空间承载分别提高73.64%、76.70%、52.77%、172.44%、58.54%，主城区集聚效应呈持续强化特征。大邑县、彭州市、都江堰市初始国土空间承载较高，1999年分别达到0.505、0.478、0.407，主要得益于其良好的生态禀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的承载呈下降趋势。

　　分维度来看，成都市支撑能力值持续下降，从1999年的0.467下降至2023年的0.283；承压能力值在研究期内缓慢上升，从1999年的0.205增加至2023年的0.214；开发强度显著上升，从1999年的0.048上升至2023年的0.168。分区域来看（图2），主城区呈现开发强度较强但支撑能力和承压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2023年五城区开发强度均值为0.702，远高于成都市开发强度（0.168），相应的其支撑能力值和承压能力值远低于0.100，呈现出高强度开发、低水平承压和支撑的特征。其他地区支撑能力和承压能力高于主城区，尤其是大邑、彭州、都江堰等区域的承压能力表现更突出，展现出较强的生态韧性。总体来看，成都市国土空间承载呈现空间梯度分异特征，主城区高开发-低支撑-低承压与郊区低开发-高支撑-高承压的承载模式，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空间功能与资源配置专业化发展的结果。

　　成都市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探究成都市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绘制了1999—2023年二者之间的散点图（图3）。从图3可以看出，热量、蛋白质、脂肪与国土空间承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食物产能将随着国土空间承载的提升而增长，根据数据聚集分布特征可以看出国土空间承载与食物产能之间也存在不均衡聚集现象，意味着部分地区国土空间承载与食物产能之间发展不同步。分维度来看，国土空间承载不同维度与食物产能之间的关系存在异质性，支撑能力、承压能力与食物产能具有正相关关系，开发强度与食物产能具有负相关关系。具体来看，支撑能力与食物产能之间数据分布均匀，说明承载中支撑要素与热量、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之间具有稳定的正向作用关系，食物产能的提升需要国土空间支撑；承压能力与食物产能之间数据分布不均匀，存在极值区集聚，尤其高热量、高蛋白质、高脂肪区其承压能力较弱，说明当食物产能超过一定阈值时，可能会挤压部分生态空间；开发强度与食物产能之间分布趋势显示，高食物产能区域的开发强度普遍较低，而低食物产能区域的开发强度反而较高，反映出食物安全与区域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

　　从耦合度来看，总体上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之间耦合度持续增长，说明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持续增强，且存在2个不同加速阶段（1999—2008、2015—2023年）和一个稳定期（2008—2015年）。1999—2008年成都食物产能和国土空间承载处于下降趋势，但两者的耦合度显著提升，从0.43增加至0.45；分析其原因，发现这一阶段属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起步阶段，为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成都市依托“退耕还林”政策淘汰低产不宜耕作的坡地，并向林业产业转型，形成了柑橘、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同时期成都市“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政策提升了国土空间集聚效应。2008—2015年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之间耦合度比较稳定，维持在0.45；主要原因是主城区农业退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及之后的连续干旱导致食物生产系统受损，延缓了耦合度的上升；总体上这一阶段成都市经历了复杂自然环境和经济转型阵痛期的挑战。2015—2023年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再次进入快速发展期，耦合度从0.45增加至0.49，国土空间承载与食物产能之间的互动耦合进一步加强。同时，成都市食物产能整体水平上升与国土空间承载上涨，这一阶段属于成都市国土空间重构的关键期，“三个集中”战略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农户种植观念发生变化，过往广种薄收和轮歇耕种方式逐渐被集约化的现代农业模式替代，林业产业转型成果显著，加强了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之间的链接。分区域来看，成都市20个县（市、区）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之间耦合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五大主城区耦合度呈断崖式下降，尤其是1999—2008年，耦合度降幅普遍超过90%，核心原因在于主城区畜禽业全面退出，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之间作用链接逐渐减弱。其他中心城区及郊县（市、区）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耦合度长期维持在0.4～0.5，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说明这些地区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之间保持了动态平衡。

　　从协调度来看，成都市整体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严重失调现象，协调度为0～0.3，各县（市、区）处于严重失调和濒临失调范围，并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向外围逐步改善的梯度变化格局。与成都市较高耦合度形成鲜明对比，意味着两者间关联强度持续深化但协同难度很大。具体来看，城区耦合协调度最低，低于0.1，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原因在于主城区空间资源优先配置给商业、居住等领域，农业生产空间逐渐退出。郊区整体协调水平略高于城区，但也处于严重失调状态。绝大部分郊区耦合协调度低于0.2，根据分类，这些地区也属于严重失调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彭州市、简阳市耦合协调度高于0.2，属于濒临失调范围。这主要得益于其农业发展优势。一方面，彭州、简阳属于浅丘地势较为平坦，与邛崃、都江堰等以深丘为主的区域形成明显对比，这种地势可为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天然优势；另一方面，在功能定位上，这2个区域承担更多食物生产功能。功能定位与资源禀赋的有机结合，使这2个地区食物产能和国土空间承载的耦合协调度高于其他地区。总体来看，成都市农业资源较丰富，但快速城市化挤占了优质耕地，虽然通过设施农业、现代化农业短期内维持了产能，支撑了耦合度，但耕地减少、非粮化非农化等问题削弱了系统的长期协调性。

　　耦合协调度动态演进特征。从核密度估计图（图4）来看，热量-承载耦合协调度整体变化较为平稳，低值区集聚，没有明显偏移趋势，主峰高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主峰垂直形态逐渐显著，说明热量-承载耦合协调度具有动态收敛特征；从分布形态来看，呈现单峰形态，没有明显的分化趋势。蛋白质-承载耦合协调度为低值区集聚，主峰高度呈波动式变化，宽度逐渐缩小，说明蛋白质-承载耦合协调度呈逐渐收敛趋势，单峰分布形态即在研究期内不存在多极分化现象；脂肪-承载耦合协调度主峰高度呈先下降后上升状态，从极化状态来看，脂肪-承载耦合协调度呈现单峰向“一主一侧”双峰发展，左侧峰值较低，具有明显的两级分化趋势。结合居民膳食营养结构多元化转变趋势（由粮菜为主向粮肉菜果逐步转变），可知脂肪类食物消费需求逐渐提升，双峰状态意味着脂肪-承载系统正由此发生转变。

　　成都市食物产能与国土空间承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反馈机制，但耦合协调性不足，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的特征，本质上反映食物安全与国土空间功能优化不同步的结构性矛盾。成都市采用“三区两山、三轴三带”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格局，主城区作为经济科技对外交往中心和先进制造功能区，东西部两侧龙泉山-龙门山生态屏障区，中间平原丘陵为现代农业和绿色产业发展功能区，国土空间分布格局特色鲜明。这种空间功能格局导致各县（市、区）承载能力和食物产能呈现结构性差异，例如中心城区开发强度较高但支撑能力和承压能力较低，生态屏障区以生态保护为主，支撑能力高但开发强度受限，而平原丘陵农业区则更侧重食物产能提升。反映出传统空间功能分区缺乏对食物系统的整体性考量，未形成有效的产能-承载平衡机制，当前国土空间治理尚未充分统筹食物安全与空间可持续的多目标要求，导致产能-承载系统协调性难以有效提升。